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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朱公乡位于南江西南部,东北靠巴州区(原巴中县)枣林、青山乡,南抵巴州区福星乡,西与正直接壤,北依花桥,地跨北纬31°53′30″——32°00′20″,东经106°37′00″——106°41′20″之间。朱公全境都是山,沟壑纵横,地势北高南低,地貌从南向北纵深分布,东部及中部为浅切割低山,平均海拔850米,年平均气温16.3摄氏度,年平均雨量1200毫米,年平均无霜期210天。全乡疆域呈条形,最南点雷打梁,最北点锅口垭,最东点同心岭,最西点寨子梁,南北长十五公里,东西宽3公里,幅员面积32.53平方公里,有耕地9570亩。下辖朱公、官地坪、刘家塝、杨岭、斜岩碥、同心岭、锦鸡垭、百坪、方山等9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居委会,共四十四个村民小组。其中刘家塝村、杨岭村、百坪村是贫困村,刘家塝村于2016年已脱贫销号,杨岭村为2017年预脱贫村,百坪村为2018年脱贫村,全乡有贫困户436户1572人 。2016年末全乡总人口12367人,其中农业人口11458 人,劳动力6592个。全乡有党支部12个,目前,有党员282人,其中,机关党支部有党员15人,有在编在岗职工31人。
地理资源情况
朱公山水秀丽,旅游资源较为丰富。有名闻遐尔的龙耳山,虎视眈眈的桐岭山,可谓龙盘虎踞。桐岭石龟二岭拱卫,气度不凡,如文章绚出;龙口石、道子梁、雨台包逶丽而下,地下水聚成一股清泉,依石成井,绿水幽幽,终年不断;龙耳山突兀高耸,四面如一,一峰耸立,直接云天,日出云开,苍翠欲滴。古往今来,令人向往和赞叹,多少名人墨客为之倾倒。山顶有池,池水深约三尺,甘冽质清味美。古庙有“龙贤院”“玉皇殿”和“观音殿”。殿堂四周,苍松古柏,群木森列,枝条交织,浓荫积翠。香客游人,络绎不绝,香烛鞭炮,金碧四射,硝烟袅袅,木雕彩绘在灯彩披挂下,争相辉映,颇为壮观。清溪桥长十五米,桥下河水奔流急湍,声若巨雷,桥石头为联亘石壁,固若金汤。清溪路志更是出名,桥的西头联亘石壁便被称为写字岩。竹村礼堂石屋内一股泉水自石隙中涌出,可供百人食用,五间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尽为人工凿成,盛夏无炎,隆冬温然,自洞口俯视70米高岩,令人毛骨悚然,石刻“竹村礼堂”四个长宽各为一米的鎏金大字,名人劝诫处事为人之文章共五处,书法上乘,镌刻精湛,虽迄今近二百年,字刻如故。刘思顺古墓建于清光绪二年,乃孤石上人工凿就而成,长7米,高5米,墓穴离地2公尺,棺材居其穴内,墓碑为优质板石镶嵌。墓石石状斩绝,壁立成削,石刻成龛,龛上石雕如来佛、观音等26尊神像和松鹤麒麟、奇花异草等,造型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形象逼真,生机勃勃。关帝庙内关羽塑像高4米,丹凤眼,卧蚕眉,赤面长须,绿袍金甲,雄貌肤丽。禹王宫神像雍容大度,气质非凡,覆阁重楼,独具匠心,雕梁画栋,木雕石刻,罗列别致,形态逼真,令人神往。
朱公仅有马家沟、三岔河两条小河沟。水资源主要是地表人工造的水库、堰塘、水池和水井。水库以锦鸡垭水库、毛玉沟水库最为出名,灌溉面积较大。水井以朱公垭场一口为最优,多股泉水喷涌,常年不息,冬温夏凉,供朱公场镇及周边农户近2000人饮用。
朱公除适种度广、盛产粮食和经济作物以及土特产品的土地外,还有丰富的林业资源,最著名的是龙耳山、人头山、杨岭山。森林中,有多种植物,以松柏为主。百坪村有三尺以上直径的巨形古柏,两尺以上直径的参天翠柏。有贵重的油桐,有木质很细的红豆木和香樟树,有质轻端正的各种杉树。有生长发展快的、绿化易见效益的线柳、垂柳、白杨、杉杨、桤木、春芽、泡桐、洋槐、柳叶桉、阔叶桉等。还有各种果树,如苹果、梨、枣、桃、李、杏、柑桔、甘蔗、花红、灵庆、山楂、樱桃、核桃、拐楂、板栗、枇杷、银杏、刺梨、毛冬瓜等。
朱公中药材品种繁多,最常见的有杜仲、银花、冬花、菊花、红花、丹皮、茯苓、柴胡、天麻、天冬、细辛、泡参、沙参、党参、桔梗、紫苏、霍香、夏枯草、水灯芯、水豌豆苗、川芎、车前草、枇杷花、生地、枣皮、白芍等。
朱公动物除猪、牛、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外,野生飞禽走兽也很多,如野猪、刺猬、野兔、野鸡、锦鸡、画眉、斑鸠、竹鸡、百灵、秧鸡子、黄莺、布谷、杜鹃、白鹤、猫头鹰、岩鹰、蝙蝠、鼠类、野鸭、麻雀、燕、乌鸦、喜鹊、“擀面烧馍”(其叫声似)等。还有各种水生的鱼类,两栖的青蛙及螃蟹和蛇类。
历史沿革情况
清道光七年(1821年),南江县分三乡(崇清、长池、吴垭)四十九场,朱公垭场属长池乡管辖。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南江在办理地方自治事务中改三乡为九区五十一场,朱公垭场,锦鸡垭场属第八区(镇子坝)。
民国元年(1912年),朱公垭场设团,属第八区(镇子坝),团练办事处辖地。
民国十年(1922年),朱公垭场,锦鸡垭场仍为八区(镇子坝)辖地。
民国十八年(1929年),朱公垭设乡,属第八区(镇子坝区)管辖(注一)。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四月(民国22年至民国24年3月),南江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辖县。南江境域内分置南江、长赤两县。朱公垭是长赤县六区(镇子区)第五乡。锦鸡垭是恩阳县复兴区的一个乡。
民国24年(1935年),全县乡三区,三十联保,朱公联保属第三区(区署设镇子坝)辖地(注二)。
民国29年(1940年),废除联保制,实行新宪制(保甲制),南江分三区十六乡,朱公联保划入复兴乡。
民国31年(1942年)整编保甲,调整区划,朱公垭场一带为复兴乡的八、九、十、十一保,锦鸡垭一带为巴中县枣林乡管辖。此建置直到朱公垭、锦鸡垭解放。
1949年12月19日(农历冬月初三),朱公垭、锦鸡垭获得解放,解放初,仍沿用民国末年的乡保制。
1950年12月19日,废除民国之乡保制,改保为村,改甲为组。结合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南江、巴中两县交换飞地,调整县的边界中原复兴乡大部分划入巴中县,锦鸡垭一带(原枣林乡的几个保)划入南江县,1951年1月,南江县正直区朱公乡成立。
1952年1月,结合土地改革,调整县以下行政区划,锦鸡设乡,朱公乡不变。
1956年2月,经调整朱公乡下辖八个村,锦鸡乡下辖八个村。
1956年3月,县实行统一规划,调整还乡规模,正直区撤云顶、董坝、锦鸡三乡,锦鸡时二、四村划入花桥乡,其余全部并入朱公乡。全乡九个村,四十二个居民组。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一乡一社”的建制,朱公人民公社成立,辖九个管理区,42个生产队,一个街道居民小组。
1968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中,搞地名“一片红”朱公人民公社更名为东风人民公社。
1982年,东风人民公社一管理区三生产队分成了三、五两个生产队,六管理区二生产队分成了二、六两个生产队,全公社九个管理区(又称大队)下辖44个生产队,朱公街道居民仍为居民小组。
1982年,根据国务院和省政府指示,本着尊重历史,保持地名稳定,反映地理特征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原貌,对区、乡、大队、生产队进行了命名和更名,东风人民公社恢复朱公原名为朱公人民公社,1984年改朱公人民公社为朱公乡,大队为村,生产队为组。全乡九个村,四十四个居民组。
村级概况
1984年4月撤销“朱公公社管理委员会”,改为“朱公乡人民政府”的同时,乡以下大队和生产队称谓也按地名更名为行政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村、社的称谓在后来的人口普查、农业普查等全国性的统计调查中,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不得随意更改。
一大队更名为朱公村,二大队更名为官地坪村,三大队更名为刘家磅村,四大队更名为杨岭村,五大队更名为斜岩碥村,六大队更名为桐岭村,七大队更名为锦鸡村,作为大队更名为百坪村,九大队更名为方山村。
各行政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一般由三至七人组成,设主任一名,委员分工分别负责民兵、治保、妇女、共青团、计划生育等工作。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朱公乡有九个行政村,9个村民委员会,成员全部公推公选产生。有44个村民小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组长(社长)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
朱公乡各村民委员会全部实行政务公开,财务公开,成立了村民议事会和村民监事会,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朱公乡共有44个村民小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地域和行政村区划的原因,村与村的村民小组不等,最多的是锦鸡村有7个村民小组,其余的朱公村5个村民小组,官地坪村4个村民小组,刘家磅村4个村民小组,斜岩碥村5个村民小组,桐岭村6个村民小组,百坪村5个村民小组,方山村4个村民小组。
人口情况
民国时期,因朱公垭一带是复兴乡的八、九、十、十一保,锦鸡垭一带是枣林乡的八保,无资料查寻人口数量。解放后,朱公、锦鸡又分别建乡,直至1956年2月,锦鸡乡大部分并入了朱公乡,当年朱公乡人口为1408户,7313人。1958年为1496户,7669人。两年内增加了356人,每年平均增加178人。
1959年至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减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水肿病及妇女病、子宫脱垂病疫蔓生,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负数。
1959年为1603户,7678人,比1958年增加9人,增长率为1.2%;1960年为1531户,7642人,比1958年减少36人。
1962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后,农业生产很快恢复和发展,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人口出现了高增长的势头。1964年人口普查时为1621户,8287人,比1956年增长13%,比1960年增加595人,年平均增加149人,年自然增长率为17‰。
1969年至1974年,再次出现生育高峰期,6年中,全乡人口由1968年的9345人增加到1974年的10937人,净增1592人。1956年至1965年十年中人口增长(1956年7313人,1965年8561人),增长了1248人。而1969年至1974年的六年中净增人口1592人,比1956年至1965年十年增长1248人还多了344人。
1974年后,朱公乡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到1982年,全乡2513户,11644人,八年中增长707人,年自然增长率为6.5‰。
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
1933年——1935年,川陕苏区时期,由于战争激烈,党的组织发展极不普遍,乡镇均未建立党委。1940年以后,党的工作转入地下斗争,乡镇均无党的组织。1949年12月19日全县解放,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建立了人民政权。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党组织的发展。1954年全县乡一级普遍建立了支部或总支,1956年全县乡级普遍建立乡乡党委。1958年10月,公社建立了党委。1966年“文革”开始,公社党委瘫痪。1968年12月,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掌握党、政、财、文大权。1978年恢复公社党委。1984年3月,为了加强对党的工作领导,县委决定成立朱公乡党委,辖12个党支部。
1987年1月至今,朱公乡党委书记是:
吴宗继:1987年01月至1992年12月
吴登豪:1992年12月至1995年12月
王以新;1995年12月至1998年11月
曹述武:1998年11月至2001年04月
刘和章:2001年04月至2004年08月
辛 勤:2004年08月至2009年05月
梁清发:2009年05月至2012年12月
张占文:2012年12月至2013年03月
柳望春:2013年03月至2016年05月
何秋结:2016年05月至今
1933年,乡设支部,村建党小组。1952年土地改革后,党的队伍不断状大,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建立。朱公乡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村仍为党小组。1955年到1957年,各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党支部,朱公、锦鸡乡建立党总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农村在大队建立支部,乡级机关以单位建立支部,以后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朱公乡团支部建立于1952年春,锦鸡分团支部建立于1952年5月,团支部书记蔡俊基、余自生,有团员53人。当时,团组织青年学时事、政治,各级参加土地改革等各项政治运动,并无偿的为有困难的军烈属代耕。
1954年3月,朱公乡成立团总支委员会,杨家壁任总支书记。
1955年5月,中国新民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56年2月,朱公、锦鸡合并后,余游清任总支书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团的组织停止活动。
1971年,恢复团组织活动,公社团委由9人组成,孙克德任团委书记。2000年,朱公乡团委下设各村团支部9个(以村为单位),乡人民政府和街道、小学各设团支部一个,全乡有共青团员796名,乡团委书记为何阿曼。目前,全乡有共青团员1000余名,其中在籍农村共青团员273名,乡团委书记为周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公小学1952年成立了教师联合会,刘明生、黄理卿等成立了朱公乡卫生工作者协会。工会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团结教育职工,自觉地、积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文化大革命中,工会停止活动。
1972年工会恢复活动,朱公小学自1957年成立教育工会以来,真正发挥了工会是教师组织的作用,真正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现有会员46人。
朱公乡在1950年成立了村农民协会,尔后成立了乡农会,1951年乡农民协会代表会,选举了乡人民政府乡长,1952年1月,锦鸡乡农民协会代表会选举蔡绍立为锦鸡乡乡长,1954年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农民协会从此终止。
土地改革后,农民内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对农民的成份进行了内部审定,确定为贫农、下中农,作为互助合作运动的依靠力量。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都有2——3名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和对干部进行监督。1964年,全公社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乡贫协主席由党委副书记蔡绍立担任,邹德安任副主席,各大队设贫协主任,各生产队设贫协组长,1965年,全公社有贫协会员3050人,文化大革命停止活动,文化大革命后,也没有恢复组织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妇女工作。1954年7月,朱公乡成立了妇女联合会(简称妇联),由王德莲任主任,各村也建立了村妇女组织,1958年9月,将乡妇代会更名为公社妇女联合会(简称公社妇联),村更名为生产大队妇妇代表委员会。公社配备了专职妇女干部,由邓素清任妇联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社、大队妇女组织停止活动,1973年后,恢复了公社、大队妇女组织。自1954年到2000年里,朱公乡妇联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和组织妇女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努力发展生产,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励精图治,团结奋斗,振兴朱公,为全面开创山区建设局面作出新贡献。自80年代到20世纪末,围绕把儿童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立志为人民为人类做贡献,先后开展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的法制宣传教育。对妇女进行“四自”(自尊、自爱、自重、自强)教育和双文明竞赛活动,涌现出文明家庭和先进个人,赵子兰(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树珍(桐岭村妇女主任,女社长)等优秀典型的例子。朱公乡妇联先后由邓素清、谭平德、罗清华、陈琼英、蔡华琼、吴英华等担任妇联主任,目前由何建桦担任。
农业发展情况
朱公地处南江县西南边缘,气候温和,雨量不多,无霜期长,光照充足,适宜种植水稻、小麦、玉米、薯类、豆类等多种农作物,但山峦起伏,纵横,水源缺乏,风灾频繁,十年九灾。朱公乡的粮食作物分大、小春二类。大春作物以水稻、玉米、红苕为主,黄豆、绿豆、小豆、高粱、荞子等小杂粮次之;小春作物以小麦、洋芋为主,还有胡豆、豌豆、大麦、燕麦、兰麦、兵豆等。1949年,全乡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1500亩,粮食总产量370万斤。大春作物播种面积为8010亩,占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69.5%,产量294万斤,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79%,其中水稻5900亩,产量240万斤,分别占大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产量的72%和80%。1957年全乡粮食播种面积14350亩,总产量460万斤,水稻5800亩,产量271万斤。1981年全乡粮食播种面积14271亩,总产量698万斤,水稻5718亩,产量436万斤。2000年全乡粮食播种面积13268亩,总产量1210万斤,水稻7409亩,产量760万斤。2016年全乡粮食播种面积13268亩,总产量1689.4万斤,水稻7409亩,产量547.6万斤。
朱公乡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油菜、棉花、烟叶、蘑芋、花生、油沙豆等。解放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较小,产量较低,主要是维持本乡农户的自给自足。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大,产量增多,有的新品种引进(如白肋烟)的种植,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油菜为朱公乡主要经济作物,1949年播种面积220亩,总产量2.1万斤,亩产95斤。从1951年起,播种面积逐年增加,1956年播种面积400亩,总产量4.1万斤,亩产102斤;到1965年,播种面积增加到606亩,总产量5.7万斤;1981年播种面积725亩,总产量10万斤,亩产129斤;2000年播种面积1310亩,总产量27万斤,亩产248斤。烟叶,解放前是农民自种自用的作物,极少有市场上出售,1949年,全乡种植本地土烟20亩,总产量2000斤左右;1971年在朱公公社、供销社指导下,试种白肋烟50亩获得成功,自当年起至2000年,一直种植未间断。1978年,产量达到7万斤,亩产由开始的100多斤,增加到220斤。棉花,民国36年(1947年),朱公地区试种棉花,纺土纱,织土布,自用外,到市场销售。到1949年,全乡种植面积达到200亩,总产量达到2000斤左右,平均亩产仅10斤左右。解放后,国家重视棉花生产,下达种植计划,由国家统购统销,1953年,全乡种植450亩,总产量1.1万斤,亩产皮棉24斤;1980年,全乡种植600亩,总产量1.8万斤,亩产皮棉30斤。由于经济效益低下,1982年,全县停止种植棉花,我乡有个别农户在自需种植一点,到2000年,已无农户种植。
魔芋,又名灰菜。是朱公农民喜种的一项经济作物。民国时期,锦鸡垭、桐岭、方家山、白家坪一带农户都有种植习惯,年产量3万斤左右。除红白喜事和自食外,皆运销到巴中恩阳一带。解放后,农民一直种植,七十年代,各生产队发展多种多样生产,到杨坝、新民、玉堂等地购种,集体种植。1980年,桐岭村集体种植20亩,产量4万斤。1983年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农民在调整产业结构中,仍种植魔芋,全乡种植面积达到50亩,产量在7万斤左右,大多在市场零星销售。花生,民国时期,朱公一带农户为自需而种植,面积约15亩,产量600斤左右。解放后,特别是1981年后,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少农户自种自食,全乡种植面积40亩,产量2000斤左右。
林业发展情况
解放后,朱公境内有国有林1300多亩,分布在龙耳山、杨岭山、黄家河一带。在海拔1215米的龙耳山国有林中,乔木居多,灌木次之。乔木主要是松树、柏树、香樟树、青冈树、黄梁树等,黄家河国有林主要是松树和柏树。合作化时期,随着土地入社,除个人保留少量的自留山和零星大树外,其余森林折价入社。人民公社化时,将社有、个人所有森林和零星树木一律归合作社所有。1962年起,对林木权属进行几次调整和清理。1962年十二月,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建公社时收管的集体林、私人林一律归生产队集体所有,队给农户划自留山。1973年,县委发出(1973)50号文件,朱公公社党委政府组织人力,深入大队,生产队,逐一落实山林权属。本着管理方便,有利林业发展,解决社员烧柴、用材的困难,将生产队不便经营的荒山荒坡划给社员为自留山。1982年至1983年春,根据宜林则林的原则,集体的荒山荒坡全部划给社员。1998年,全乡所有集体荒山荒坡全部拍卖给村民(成材树木除外)。
畜牧养殖情况
朱公乡山多坡广,又是农业乡,饲草饲料丰富,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越条件。解放后,党和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畜牧业,乡建立了畜牧兽医站,积极引进改良禽畜品种,注重防治疾病,全乡畜牧业发展速度较快。
养猪业历来居朱公养殖业首位,民国时期,朱公乡养猪2700头左右,全属私人饲养,自养自食。解放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年猪的养殖量逐年增加。1953年发展到3870头,比1949年增加1170头。1954年初级社时,开始集体饲养母猪,繁殖仔猪,为社员养猪提供猪源。1956年,养集体猪分公有公养和公有私养两种形式,私人养猪仍为主要部分。1957年底出栏1850头,存栏3040头。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提出“公有公养为主、公有公养和私有私养为辅”的养猪方针,在执行中,把社员私养的生猪全部收归集体饲养。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兴办“百猪场”、“千猪场”,集体集中大群养猪,饲料缺乏,圈舍简陋,管理不善,疫病流行,出肥率低,母猪空怀率高,死亡严重。1959年,全公社存栏生猪2850头,比1952年减少1050头,出栏肥猪1200头,比1957年减少600头。1962年,养猪方针调整为公有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集体生猪大部分分户饲养,实行定工分、定数量、定时间、定饲料、定肥料的“五定责任制”,并鼓励社员私人养猪。生猪存栏有所增长,1978年后,生猪全部私人饲养,1980年,出栏4760头,存栏达到6661头,朱公食品站收购生猪和边肉2351头,社员自食2400头。1985年后,随着责任制全面落实,粮食增产,养猪事业更加迅猛发展,涌现出不少养猪大户,2000年底存栏13500头,分别是1949年出栏的五倍和生猪存栏的六倍。朱公乡养猪历来就是圈养,多为木圈。80年代后,部分农户增加了石圈,猪饲烂多为熟喂,80年代后,部分改为生喂。从仔猪到育肥一般需要200——300天左右,平均每天长肉0.5斤左右。1984年改给仔猪提前喂配合饲料,改熟料为生料饲养,育肥时间缩短一半,1985年全乡推广。改变了传统的饲养分拖架子和催肥的饲养方法,节约了燃料,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朱公乡解放前养猪都是喂养本地猪,毛黑色,母猪8个月便可以配种,怀孕期为112天至116天,母猪最多的产仔13个,窝平7头左右。本地猪具有抗病力强、早熟、耐寒、不择饲料、适应山区生长繁殖,但体型较小,育肥期长,耗饲料多,效益低。自1956年起,朱公乡引进荣昌猪、约克猪、内江猪、长白猪等猪种,经过长期饲养比较,逐渐淘汰,现朱公乡喂养的90%生猪品种都是长白猪种、约克猪种或者是这两种猪和本地猪种杂交第二代。
解放前,朱公乡养牛都要是私养,除地主、富农有一头牛以上外(土地改革时,朱公乡没收地主耕牛76头,分给了贫雇农)。贫苦农民几户才合伙养一头牛,称作搭伙牛。饲养方式都是圈养,喂养的都是本地牛,属巴山牛类型,役用品种,分黄牛和水牛。1949年,全乡有牛220头。解放初,牛只属私养,农业合作化时,耕牛折价入社,为集体所有,但仍分户饲养。1954年,耕牛发展到1070头,1958年,办人民公社,牛归大队所有,1959年有850头。1962年,贯彻“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耕牛放给生产队所有,恢复分户饲养方式。生产队对饲养员实行“五定责任制”,即定草料、定繁殖、定肥料、定膘情、定工分。一季度集中耕牛,由队委会和饲养员集体评定膘情,养母牛所产小牛,断奶时按市场价格折价,以折价的30%的现金奖给喂牛户。如饲养的集体耕牛因不负责任,缺草料或不正常死亡的,按生产队规定,全部赔偿或部分赔偿。农户饲养的集体耕牛产小牛断奶交队时,政府还奖给饲养户粮食50斤,由于政府重视,集体加强管理,农户饲养责任心强,养牛事业发展快,1980年,全公社牛只存栏1447头,是解放前的17倍。1982年冬至1983年1月,集体耕牛折价归私人所有,私人饲养。2000年,朱公乡耕牛存栏为1860头,是一九四九年的13倍,比1980年增长23%。
朱公乡养羊历史长,民国时期就有少数农户养羊,但发展缓慢。解放后,农户养牛养猪外,也十分重视养羊,1956年,全乡养羊存栏350头,都是本地山羊。六十年代,公社在龙耳山办起了羊场,养羊220只,属于集体饲养。八十年代,调整产业结构,集体、个人养羊有所发展,1981年,存栏2016只。九十年代,为发展南江黄羊,方山村喷清垭社、朱家阁社都办起了村办、社办羊场,集体有南江黄羊200多只,全乡掀起了“黄羊热”,出现了马锡成等养羊大户。2000年,全乡存栏羊4300只。
养鸡养鸭是朱公乡农户传统的习惯,民国时期,朱公乡境内就有养棚鸭的鸭棚子三个,放养鸭子1000多只。解放后,全乡养鸡普遍增加,1950年为五千五百只,鸭1000多只,1956年发展到养鸡7000余只,鸭1500只。公社化时期,养鸡养鸭由于政策的限制,有所减少,直到1962年后才有所恢复,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农民发展小家禽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再加上朱公乡交通方便,不少农户将鸡鸭直运巴中、正直出售。2000年,全乡养鸡18500只,鸭1800只,鹅120只。
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情况
水利:1976年,全乡在锦鸡垭村修建了蓄水量为25万立方米的锦鸡水库,通过提灌,解决了锦鸡村锦鸡社、济田磅社、斜岩碥村黄梁坝社大部分灌溉用水。同年,杨岭村自力更生修建了毛玉沟水库,蓄水量为10万立方米。90年代至2000年,在文明新村建设中,微水工程极为普遍,现全乡有塘270口,水库2口,蓄水450万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3150亩。1983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农户承包,负责管理,1997年后,全部拍卖给农户。新修堰、塘,谁修建谁受益,所有开支由自己承担,联户修建的,由联户受益。目前我乡共有山坪塘189口,微水池401口,渠堰30条,28500米。
公路:朱公的交通公路有三条主干线。一是从朱公到正直,6公里;二是朱公到福星(7公里)连接经平梁至巴中,仅30公里;三是从朱公到锦鸡垭(5公里)再到巴中县青山乡六村(11公里)、到巴中县枣林乡的阴灵山风景区(18公里)、到花桥乡(9公里)。1983年以前货运车辆少,主要靠拖拉机,没有客车,到正直、巴中等地都要靠步行。特别是到巴中,人们普遍走山路。社到村、村到乡更是没有公路,完全靠步行。经过17年的艰苦奋斗,全乡群众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彻底改变了朱公的交通面貌,到2000年,村村通公路,绝大部分社也通公路。货车、客车络绎不绝,货畅其流,人通其行,十分方便。
截止目前,各村社道路情况如下:
朱公村修通了至一社道路3公里,至黄家河(四、五社)公路4公里。
官地坪村修通了正福油路至村小学1公里,至黎家大院1公里社道公路。
刘家磅村修通了乡所在地至自库梁(四社)公路4公里,朱福油路至刘家湾(二社)公路5公里,朱福油路至走马坪、高大田(三社)两条公路共4公里,朱福油路至王家坝(一社)公路2公里。
斜岩碥村修通了乡所在地至村小学公路3公里,至一社公路1公里,村小学至四社公路2公里。
桐岭村修通了锦鸡垭村黄泥包处至村小学公路6公里,村小学至巴中县青山乡六村公路2公里。
锦鸡村修通了由锦鸡垭到一社、二三四社连接花桥乡、五社、六社、七社等共六条社道公路,里程总长18公里。
百坪村修通了锦鸡垭至村小学公路3公里,村小学至风梁子(二社)公路3公里,至重山梁(三社)公路3公里,至玉皇庙(五社)公路4公里,玉皇庙至山坪上公路2公里。方山村修通了锦鸡垭至巴中县枣林乡阴灵山风景区公路8公里,村小学至朱家阁(四社)公路3公里,村小学至人头山(二社)公路3公里。
群众文化活动
庆祝活动。庆祝“五四青年节”:一般都由学校举办,由学校团委主持,其议程有校长或乡团委书记向青年学生讲述“五四”的来历,介绍“五四运动”的简要经过、重大意义,要求团员和青年要发扬“五四”精神,把自己培养成“四有”新人,新团员宣誓,表彰优秀支部和优秀团员、团干部、青年,总结经验、布置任务。有时在庆祝会后还组织乡级单位篮球友谊赛,晚上放电影或者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庆祝“六一儿童节”:由朱公小学少先队大队部主持,主要议程有校长或团委书记、大队总辅导员讲话,表彰先进中队、小队和优秀少先队员,一般都由少先队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众多家长丢下手中的农活专门来看孩子们的表演。“国庆节”:一般都由乡电影队公映以示庆祝。“七一建党节”:一般都由公社、乡党委主持召开有关庆祝会议。1997年组织参加正直区“庆七一,迎回归”文艺节目比赛获二等奖。
文化活动。民间文艺活动形式多样,具有山区特色。春节舞龙灯和舞狮,是朱公的传统习惯,自晚清至民国年年不辍,解放后亦然,直至“文革”期间中止,1979年又复活。还参加了1984、1985年县里举行的龙灯、狮子调演。山歌、小曲长时期广泛流传于民间,凡拉石、打夯、插秧、锄草、夜行、背运等都能听到不同格调的民歌从人们口中飞出。川陕苏区时期,乡、村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俱乐部,以没收地主的大房院作为活动场所,设置简单乐器、书、报,常举行游艺会、读报、讲演、教歌、教舞、排戏及宣传解释苏维埃政策法令等活动。1949年解放,全乡人民普遍学扭秧歌,打腰鼓,唱新歌,庆解放。1952年后,组织宣传队、业余演出队进行戏剧、歌曲、曲艺等演出活动。1955年农村俱乐部兴起,众多农民登上舞台,跻身于文艺表演行列。1966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建立,表演以“阶级斗争”、“造反有理”为主题的节目,推广“忠字舞”,1972年、1975年两次参加县“革命文艺”会演。
1978年,公社文化站建立,开展表演、说唱、读书、写作、茶座、游艺、电影等活动,参加群众甚多。1982年参加全县文化站会演。随着电影、广播、电视的逐渐普及,群众性文化活动也逐渐减少。至2000年,很少有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
朱公没有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只有业余爱好者和一些退休人员。
古迹(庙、山水、古墓、古建筑遗址)
一、龙耳山
龙耳山南距朱公场3公里,北离锦鸡垭1公里,东为锦鸡村、朱公村鲜家碥,西为官地坪村和朱公村雨台包社,山高海拔1215米,峰峦叠翠,郁郁苍苍,以“秀”闻名,载入清道光七年(1827年)据南江县志“龙耳山在县西南250里,突兀高耸,四面如一,西麓有趵池(或叫跃龙池),迤北为朱公垭,粼接化天垭为石龟山”。龙耳山为单一孤山,一峰耸立,直接云天,每当雨过天晴,日出云开,苍翠欲滴,立足于300里以外的阆中县锦屏山上,龙耳山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古往今来,令人向往和赞叹,多少名人墨客为之倾倒,他们慕名远道而来,文思顿生,写出了脍灸人口的诗文名句。
清光绪年间,四川省秀山县文人吴才矩在题“龙耳山”七律中赞曰:
常闻海上龙无耳,此处山传龙耳名;一道甘泉飞水石,千寻怪石带云生;离连剑阁峰头壮,远接云天树形横;古木参天仙境山,奔临何谓访蓬瀛。
诗人以瑰丽的文字,行动而形象地描写出龙耳山秀丽景象,赞美龙耳山仙境似的山水。
清光绪庚子年春,南江县县知事、直隶(今河北、河南省)进士王殿甲南巡镇子,专游龙耳,喜其山秀,遂作龙耳山记,铭刻于石,记曰:“天下之山水佳处,得名人游览跋涉,题咏所及,辄传之不久,地灵人杰,每相得益彰也……叹鸟道羊肠,崎岖险怪,赞龙耳山者,倚天拔地峰……”。描绘龙耳山浓阴古道,景色宜人。
清秀山乡星恒于山西麓巨石之上书刻“雪龙风虎”四字,字大80公分见方,书法绝妙,苍劲有力。
清名士廖纶于七十七岁之年,不辞艰辛,跋山涉水,亲临龙耳山,挥笔大书“龙耳山”于山腰岩石之上,历经风霜雨露,字迹至今如初,观者赞不绝口。
龙耳山古称聋山,山顶有池,长两丈,宽丈余,池水甘冽,质清味美。士人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吟。池水深约三尺,终年如故,每逢年旱,乡民结队求雨他处不灵转于此,焚香礼拜,祈祷辄应,故传有龙居于斯,“龙池”故名。
聋山的“聋”字拆为龙耳山,故名相传至今,紧接池旁,古庙有三,下为“龙贤院”,中为“玉皇殿”,顶端为“观音殿”。
龙贤院又名歇马殿,山门楹联为“庙宇从新隐雾三千界,神灵伊始明烟十二时”,横额为“龙贤院”三字。皆为清道光年间南江县僧会司官赵其撰书,殿内有神像多尊,弥勒佛居其中,龙神、雷神、电母待列于左,右塑清乾隆时庙中主持和尚真身泥像。禅房、客厅、厨房俱备,殿后有主持坟,为块石垒成,墓碑横书“神山宝塔”,左为龙听华法经,右书“鸟栖菩提树”,坟则栽植梭椤树、桂花树,坟上铺满迎荷花。
顺龙贤院拾级而上,十二纵后为“玉皇殿”,庙额楷书“别开仙境”四字璀灿夺目。“三十六天推主极,百十万亿救生灵”为左右楹联。玉皇大帝居中而坐,“四大天王”、“二十八宿”,诸神恭列两侧,影壁上绘寿星、福星,鹤发童颜,笑容可掬。
观音殿中,“观音大士”端坐蓬台,左手持净瓶,右手执柳枝,庄重隶穆,一副救苦救难的菩萨形态,金童(善财)玉女(龙女)躬立左右,形态各异,生动逼真。
三座殿堂四周,苍松古柏,群木森列,枝条交织,浓荫积翠,把古庙覆盖掩映在绿荫之中。
每逢春至,正如本地人所说:“春游龙耳,夏朝灵山(与龙耳山遥遥相对的枣林乡灵应山,又名阴灵山,山多古庙,为巴南名胜)”。香客游人,络绎不绝,三座庙堂香烛鞭炮,金碧四射,硝烟袅袅,响声阵阵,木雕彩绘在灯彩披挂下,争相辉映,颇为壮观。
游者立足庙门,放眼四顾,龙耳山宛如鹤立鸡群,俯视群山,威威朱俄山为西南屏障,威武的狮子山与宏伟的人头山遥相呼应,杨岭山虎矩南端,石龟山、桐心岭俯首伏趋如辑如拱,可谓“一览众山小”。
再看龙耳山腰,自南北龙口石,小龙耳则怪石倚叠,四面如一,西南北三面虽有途可上,但鸟道迂回,三个寨门皆为巨石横居,跌断斩绝,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愧为“允矣北门锁镫”、“巍然西蜀崇隆”,被誉为“南土是保”(是龙耳山古寨门上的横额),监生杨崇,扎寨储粮,御匪于此,至今遗址犹存。
春夏之际,方园几十里的龙耳山犹如百花园,葱绿之中,桃红李白,金间玉错,山花烂漫,万紫千红,春风吹拂,紫气袭人,百花盛开,百鸟争鸣,使人留连忘返,心旷神怡。
秋季多雾,白雾似白丝,萦绕山头,弥漫遮天,茫茫洋洋,如浪涛之汹汹;雾开,日光下射,似流银泻地,千姿百态,瞬间万变。南江县知事孙青士曾作了对云缠雾绕,缠山腰的描绘:
天孙织锦衣,不寐呼农起,手臂万千丝,光华散成绮。横丝缠龙腰,织丝缠龙耳,龙不受丝牵,倒曳半天紫。
县知事孙青士进士出身,对云缠雾绕刻划得活灵活现,读者似身临其境。
每年冬天,白雾压顶,龙耳山银装素裹,一派北国风光。
十年浩劫中,三殿被毁。
二、清溪桥和写字岩
清溪桥位于朱公垭场东,店子河流经朱公村黄家河社一段称清溪河之上。此处“山高水急,无舟楫可渡,虽非大道,实属方境要途,年年春,江水发,临溪而阻驾者,数数不一”(摘自清溪桥路志)。清同治二年,户总云南司兼广西司主事黄登甲和本地富绅陈新德倡导,乡民筹资,请来工匠,开山取石,鸠二峻成,横跨清溪河的拱桥,桥长十五米(四丈五尺),,桥下清溪河水奔流急湍,声若巨雷,桥石头为联亘石壁,固若金汤。黄登甲撰书建桥修路事并刻文其上。
黄登甲,拨贡出身,任职户部,五品顶戴,书法名噪川北。清溪桥路志全文五百余字,撰书者黄登甲又是朱公垭黄家河人,清溪路志更是出名,桥的西头联亘石壁便被称为写字岩。
三、竹村礼堂
竹村礼堂又名黄家洞子,位于朱公村黄家河社黄显富住宅后石岩之中。
黄显富,讳礼堂,清道光时,官拜中宪大夫(清官吏四品衔),一妻五妾,十一子,二十八孙。
次子登甲,拔贡出身,官拜清户部主事,善书法。
三子昌甲,进士出身,曾任浙江省楚州府知府。
五子先甲,附贡出身,官居清光禄寺大夫。
四子文甲,道光年间同时与父黄显富被勒赐封为员外郎。
黄显富晚年自号“竹村老人”。为防匪患,在住宅(人称乡先生第)后石岩之中,凿石为屋,自岩脚到洞门皆悬崖峭壁,洞门上由黄显富撰书“任尔猖狂稳步岩廊以,守吾本分安居盘石间”的对联,石屋内建龛,左书“借地穴灵保全皓首”,右书“托天造化覆彼黎民”,横额为“洞鉴在兹”。石屋内一股泉水自石隙中涌出,可供百人食用,石屋共五间,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尽为人工凿成,盛夏无炎,隆冬温然,从洞口俯视岩下,70米高,令人毛骨悚然,紧接石屋石壁上有石刻“竹村礼堂”四个长宽各为一米的鎏金大字,旁为“剌封中宪大夫竹村老安礼堂黄显富著,仲子登甲书孝悌病药说”共三十余字,还有黄登甲的同僚官吏为黄显富妻祝寿祝词,另有名人劝诫处事为人之文章共五处,书法上乘,镌刻精湛,虽迄今近二百年,字刻如故,字刻均选择在500米长的石岩中间位置。
四、刘思顺古墓
刘思顺古墓座落在刘家磅村高大田社,建于清光绪二年,墓穴是在一孤石上人工凿就而成,石长7米,高5米,墓穴离地2公尺,棺材居其穴内,墓碑为优质板石镶嵌。
古墓为刘思顺夫妻生前自己建的,去世后安葬于内。堂侄刘继光(大学生)撰写碑文,并作对联:“子孙虽然传世谱,祖先却有旧坟台”。
墓石石状斩绝,壁立成削,工匠还在石上刻成龛,龛上石雕如来佛、观音等26尊神像,造型活灵活现,妙趣横生,龛右刻松鹤麒麟,呼之欲出,栩栩如生,龛左刻奇花异草,形象逼真,生机勃勃。
古墓在朱公方圆几十里堪称一绝,路人多停步观望。
五、关帝庙
关帝庙,现朱公乡人民政府办公大楼所在地。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座东面西,清光绪年间改建成座南朝北,庙内大殿中,供三国时蜀国大将关羽塑像,坐像高4米,丹凤眼,卧蚕眉,赤面长须,绿袍金甲,雄貌肤丽,关平捧印,周仓执刀待立两旁。
正殿匾额上“人心天日”的斗大四字金辉碧映,石柱上楹联为“先武穆而神大汉千古大宋千古,后文宣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
关帝庙建筑结构严谨,正殿与戏楼相对,左右厢房与正殿相接,戏楼望壁上“延青阁”三字犹如龙飞凤舞,铁划银勾。
关帝庙于1978年在建公社土木结构办公楼前拆除,戏楼于1986年拆除修建电影院。
六、禹王宫
禹王宫建于清道光28年,座落在朱公场东侧,与关帝庙相距一百米。
夏禹王塑金石像供奉在正殿中,身高丈余,神像雍容大度,气质非凡,“治道统归”四个贴金大字的匾额与左右石柱上的“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对联道出了一代英明君主的丰功伟绩。
禹王宫覆阁重楼,设计独具匠心,据说是黄登甲、昌甲昆仲仿北京故宫部分样式而造。殿门内外,雕梁画栋,神座上下,彩绘人物,花木,山水及飞禽走兽,木雕石刻,罗列别致,大舜帝驾牛执鞭耕田,重视发展农业,禹帝治天下水三过其家门而不入的两幅木刻画形态逼真,令人神往。
两厢廓房楼通戏楼,檐牙高啄,楼座脊上塑有“天官赐福”和吉祥禽兽与戏楼照壁上白瓷嵌成的“永奠山川”正楷大字相互辉映,耀眼夺目,雌雄石狮盘卧在甬道两侧的石绣墩上,高八尺,长丈余,二目圆睁,面貌狰狞,威武雄健,二龙戏珠,丹凤朝阳,鲲鹏展翅,金鱼啼莲的木刻布满廓房窗栏,罗列别致,布局大方。
禹王宫建国前是朱公高级小学所在地,建国后是朱公中心小学校址,十年浩劫中,各类神像、木刻、匾额、装璜饰物被毁坏。1999年,朱公中心小学修建教学楼,廓房被拆除,2000年正殿拆除后,修建了操场。
七、锦鸡垭和雷神庙
锦鸡垭是一个恬静的小街,位于锦鸡村锦鸡社。
传说很多年前,松柏交翠鹤鸦并栖的龙耳山,每到春天,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百鸟争鸣,莺啼燕语。忽一日,自龙耳山顶飞来体态玲珑、羽毛艳丽的一只锦鸡,在锦鸡垭上空翱翔,啼声婉转,经久不息,场上居民认为是特大吉祥,故此,于命名为锦鸡垭,至今沿习。清朝中叶设置锦鸡场,场期为农历每月的一、四、七日,一月九场。1933年——1934年,红军解放了朱公、锦鸡垭一带,曾在此建立了锦鸡乡苏维埃。
雷神庙在锦鸡垭场南头,庙为乡民求雨所建。庙中供奉着普化大天尊(雷神)神像,赤面鸡嘴,气势磅礴。
庙前石狮耸立左右,项下系铃,口衔小宝,眼似转动,威坐顶端。
建国后改为农民居住。
锦鸡垭在建国后,1951年锦鸡乡农会设于此,1952年3月至1956年2月锦鸡乡人民政府曾设于锦鸡垭,撤锦鸡乡后,一直是大队、村委所在地。
八、马氏祠堂
马氏祠堂建于嘉庆二十五年,占地面宽20米,纵深48米,占地面积960平方米。建筑由戏楼1栋、天井2方、牌坊1栋、厢房2栋组成。房屋为大石仿木做法四合院布局,抬梁式穿斗结构,歇山顶,小青瓦屋面。正前由大木做法的戏楼组合成前殿,面阔3间20米,纵深6.3米;戏楼处于明间位置,面阔3米,进深6.3米,通高10米,檐高7米,高于左右次间1米。天井分下上2方,下天井低于上天井1.26米,下天井左右两侧有圆柱双斗高7.25米的桅杆2根,中有7级踏道;两天井宽10米,进深13米,面积130平方米。穿斗式结构的厢廊座落在二级台地上按二层建筑与第三台地单层厢房连接。牌坊3重檐歇山顶,4柱3开间,面阔6.4米,进深2.2米,通高6米。牌坊后为墓葬区,左右有莹墙及陪碑各2,中有供台1座,供台后有响堂式4柱3开间、3重檐歇山顶墓碑1座。该建筑用材讲究,木做精细,比例协调,石仿木结构逼真,镂空与深浮雕工艺精湛,为古建筑精品。
社会风土
一:传统风尚
朱公是山区,特定的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形成了朱公人民特有的社会风尚和风土人情,人民勤劳勇敢,质朴敦厚,但数千年的封建迷信和封闭偏僻,又使人狭隘保守,循规蹈矩。
一、勤劳质朴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这是朱公人流行的口头禅,也是人们对自然条件和地貌特征的概括和描绘。朱公人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建设家乡的长期征程中,形成了勤劳质朴的传统风尚,朱公多旱缺水,山高风大,大小春轮作,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披星戴月,淋雨栉风,胼手胝足的劳作,顶烈日,冒酷暑的辛劳,使人们对长期有辛劳习以为常,藉此而乐。就连年岁已高的老人都“闲不惯”、“坐不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民间流传着许多治家格言,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等等,艰苦创业,勤俭持家是朱公人民的“传家宝”。
朱公人民喜质朴,讲义气,言而有信,厌恶虚猾。奉行“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的信条,怎么说就怎么做,说得到,做得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勤劳质朴的传统风尚在人民中留存,人们对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勤俭建国”方针打心眼里拥护,在兴修水利、改土造田、植树造林、修筑公路等方面都积极踊跃参加,奋力拼搏。
二、济困扶危
朱公人民素有济困扶危的风尚,一家如有天灾人祸,亲友乡邻皆相扶助,送钱送粮,出力帮忙,对孤、老、残、痛者,人们都乐于照顾,“乐善好施”是“朱公公”的性格,也是朱公人民的美德。在旧社会夏指茶水、冬指棉衣,生施茶饭,死施棺材、修桥补路、送药治病等等;解放以后,济困扶危的风尚有所继承和发扬,朱公村民吕明志等房舍遭遇火灾,锦鸡村蔡翼德农建房砸死三人,方平先家惨遭不幸(夫妇双双病故)留下年幼孩子,都是干部、群众向受害受灾户捐钱粮、衣物、木材等,使受灾受害户在“乡情浓似火”中渡过难关。农村“五保户”皆各得其所,老有所养。除国家、集体的照顾外,他们也生活在乡邻的关爱之中。
三、尊老爱幼
朱公人民尊老爱幼的风尚也很浓厚,老人生日要庆寿,春节要给老人拜年,行路让老人在前,坐席要让老人居上,见到老人要先打招呼,与老人谈话要讲礼貌理道。农村流传“家有一老,胜如三宝”。不尊敬老人、不赡养父母,要受到人们的指责和议论。老人对年轻一代也十分关心,在家庭中,父母怕儿饥、怕儿寒、怕儿病,“望子成龙”,希望儿孙健康成长、成才,是老一辈的共同心愿。老一辈特别喜欢小孩,关心年轻人成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初书中“屋檐水滴现窝窝”的古训格言和口头禅是朱公人民对爱幼、尊老的信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提倡兴建敬老院和幼儿园,对社会无依无靠的老人实行五保,对离退休老干部发放退休金和补助费,对年满60岁和55岁的农民不承担义务工,把朱公人民的尊老爱幼的风尚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节 习俗
一、生产习俗
忌戊。立春后的戊日属土。这天种庄稼的不到田地里劳动,以免犯土,影响禾苗生长,农民叫“忌戊”。从立春后的第一个戊日起,每十天忌一次,五戊之后,农事日忙,停止忌戊,叫五戊大赦。农业合作化后,集体生产劳动,此俗停止。
祈雨。民国时期,农村天旱时,沿旧习,一是做雨会,请道士或巫师祈雨。二是赶“旱魃”(即引起天旱的鬼魔),请巫师设祭念咒表示驱除后,集合一群青壮年将其赶下河去,“旱魃”在水中洗去头、身上的装束,即告停止。此种习俗,解放后停止。
偿新。农村在吃第一顿新米时,将饭放在院坝中搭好的木凳上,敬天地,感谢天地保佑,再放在堂屋敬祖先,请长辈先食,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送一定数量的新米、新麦谓之“偿新”。瓜果菜蔬成熟时,也以之馈赠长辈亲友。解放后,偿新时敬天地、祖先之举已停止,但馈赠亲友、长辈者之风仍旧。
扫圈。旧时,农村新建猪、牛圈竣工,要求木匠师傅扫圈,先由木匠师傅燃香焚纸献酒肉,再用新扫帚一把,边扫圈边赠吉利话,主人谢以“红包利市钱”。解放后,此俗渐止。
破土。农村建房竖碑,需挖土取石,都要选择“黄道吉日”,请师傅先敬土神,再用锄头在取土的地方挖三锄,以示破土。此俗在朱公部分村社仍保留着。
上梁。农村新建房屋安置堂屋正中横梁时叫“上梁”。事先用大红纸或用笔在红纸上或横梁上写上“紫微高照”四字(用纸写的便贴在横梁上),众人抬着横梁到屋脊安置妥当后,掌墨师(负责设计施工的木匠师傅)脚穿房主人赠送的新鞋,手提盛着馒头的大斗,在梁上边走边说吉利话边扔馒头,亲友放鞭炮,主人盛筵款待,亲友近邻送礼庆贺新房落成。此俗现仍保留。
禁忌。农历正月初一禁扫地,用针。吃过年饭时忌泡汤(意思是泡汤垮田)。婚寿喜庆和农历冬腊月忌别人到家来哭。妇女怀孕忌吃兔、羊肉,忌在别人家分娩。客死外乡忌怕尸体抬入中堂。烧瓦时忌说“红”、忌吃猪耳朵。大蒜皮忌火烧。抬木料时忌说“打锣”,砍树时忌说“死”,医生怕给病死者送终。
二、礼仪习俗
(一)婚礼。朱公垭、锦鸡垭一带沿袭封建婚礼,一般程序是经媒灼介绍后,即有请庚、落拜、报期、迎亲、周堂、拜客等具体礼节,翌日是新娘于归之日,夫妻回娘家吃回门酒,午后即回,婚礼结束。多子之家,男到女家(女家无子)当入赘女婿,又称“指女抱男(即男到女家落户)”,子女随母姓。还有贫苦人家女子到男家当童养媳(俗称抱女子),到婚龄后举行婚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贯彻落实,改解放前的封建婚姻(包办婚姻)为自由婚姻,但婚礼在农村仍存在着上述程序,没有“抱女子”这种现象。男到女家落户增多,在婚礼上政府提倡喜事新办,崇尚俭朴,但在80年代至2000年,一般人家从礼边过,不少人家讲究排场,彩礼一千至一万元,嫁妆也越置越多,宴客几十桌,不吝钱财,更是越来越讲究,呈现不良趋势。
(二)丧葬。丧葬礼仪,朱公人奉行封建礼教,老父老母去世,子孙必须举哀(对死者痛哭)、披麻(头山束麻)、戴孝(头包白帕)、报丧(男的给族家朋友亲戚报死讯、女的给娘家报死讯)、入殓(给死者穿衣服、入棺材)、安葬。富裕人家还请佛道僧众念经拜佛,超度亡灵。请受制儒师点主设祭、举行“对灵三献”、“出堂三献”的祭祀,对死者葬地,要请地仙选择,观察山势走向,来龙去脉,直到死者安葬,才算一段落。接着就是“百期”(死者一百天),周年,子孙守孝三年,三年除服后,葬礼才算完全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提倡丧事从简,人死后,开个追悼会,寄托哀思。但在朱公,旧习难改。
(三)寿庆。朱公农村有寿庆的习俗,老年人满花甲(60岁)后,才可举行寿庆,如父母健在,当儿女的还不能举行寿庆。寿庆一般是“起一”(如61岁、71岁、81岁等等)大庆三年,五年一小庆。有名望且又富裕的家庭,大庆之时,大宴宾客,张灯结彩,至亲好友,“送寿幛”、“寿联”、“寿匾”,祝贺时,寿匾高挂高堂,子孙拜贺老人。小富人家,只是亲朋团聚欢笑一次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祝寿依旧,但从俭操办,大家欢聚一堂,表示对年长的祝贺。但也有极少数人借寿庆大宴宾客,张扬声势,炫耀门庭。但绝大多数从新从俭,使老年人感到高兴就行。
三、庙会神会
民国时期,全乡庙宇大的有龙耳山的庙宇,雷神庙、观音庙到处都有。还有名目众多的神祗仙道,石刻木雕,供奉在大小不同的庙宇和石岩下,庙宇僧尼定期举办各种庙会,较普遍的有农历二月二的文昌会,农历二月十九的观音会,农历四月二十八的药王会,农历五月十三的磨刀会。每年一到会期,“还愿”、“朝山”、“烧拜香”的人络绎不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僧尼还俗,此俗渐消失。80年代至2000年,各处有雕塑各种神祗的石像出现。
四、庙会及其它
单刀会。农历五月十三日,袍哥(红帮)组织在朱公垭场关帝庙中集会,接收新成员,处理内部事务,宴会全体成员。
清明会。朱公境内姓宗族,在自己的宗祠内齐集族人,备办香案,点蜡焚纸,祭祀列祖列宗,由宗族族长偕同族中各房房长议定族中事宜,公开处理,再入席,全族同庆。
夫子会。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义学堂师生为祭祀儒圣孔子,学生出钱筹办宴席,款待老师和地方知名人士,年年如此,从不间断。
禹王会。农历九月十三日,由会主(朱公为黄姓人),在朱公垭禹王宫召集地方知名人士,祭祀治水有功的夏禹王。
瘟祖会。农历三月,由阴阳先生临时选择吉日,筹款兴办,大做法事,其意是祈祷瘟祖菩萨去灾(火灾、瘟疫、虫灾)等,降福当地百姓,由主事的会主们带领善男信女从龙耳山古庙中大吹大擂的迎接瘟祖等神像(木雕的神像)下山,会期后,又虔诚地送归庙中。
太子会。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与川主、雷神同期,但这两会没有兴办),由朱公垭玩友(川剧清唱)人员办理,与会者多来自邻近场镇的知名人士,玩友同行,乡绅备办酒筵,清唱川剧,祭祀戏剧的创始人(据说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太子)。
上述各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停止。